不久前，一部讲述中学时受到严重欺凌的受害者在成年后向欺凌者完成复仇的韩剧，上线仅三天就登顶网飞全球收视榜首。热度部分原因在于各国观众对电视剧主题的共鸣。2018年9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针对13至15岁儿童的调查报告表明，全世界范围内一半的学生(约1.5亿人)曾经历同侪暴力，超过1/3的学生经历过校园欺凌。为什么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中会有残酷的一面？成年人应当如何介入其中？我们应该搭建怎样的支持体系以有效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率？日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试图呈现一些有益经验，帮助孩子们不留童年阴霾。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致力于为违法犯罪或者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提供帮教、救助服务，李涵服务的对象中不少人都曾卷入到欺凌案事件中。这样的课程形式是她和团队综合参考文献资料与校园欺凌现状后设计而成的。
　　 2020年，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委会、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对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黑龙江、贵州、甘肃8个省市14598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3.0%的受访者曾卷入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9.9%。而不同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寄宿学生与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卷入欺凌事件的比例更高。
　　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安然和刘宁同宿舍的张丽是班干部，她把安然和刘宁看作自己的“跟班”，用各种方式欺负她们……安然、刘宁一直默默忍耐，直到被“罚”到没有生活费向家里开口要钱时，家长才知道了她们的境遇。
　　 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新长期研究校园欺凌问题，他总结了校园欺凌的三个核心特征：第一是蓄意伤害性；第二是力量不均衡性，欺凌者可能具有年龄、身材、心理、人数或同伴地位上的优势，受欺凌者在遭受欺凌后难以反抗；第三是重复发生性。
　　 具体形式上，比最引人关注的身体欺凌更为多发的，是关系欺凌和言语欺凌。此外还有网络欺凌，比如欺凌者在殴打侮辱被欺凌者时录制视频并进行传播，或者在网上散布受欺凌者的谣言，在社交媒体留言侮辱受欺凌者等。
　　 在媒体报道过的欺凌事件中，受欺凌者往往伴有恐慌、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与受欺凌者相比，同时兼具欺凌者与受欺凌者身份的学生，社会适应状况更差，表现出更多的心理行为问题。而欺凌者同样出现内化情绪问题，根据其儿童期的欺凌行为，可以预测其8到12年后的犯罪记录。
　　 安然和刘宁最后选择了报警，并在家长准备与对方和解赔偿时选择了不和解。她们感到无法继续与张丽在校园内共处。张丽最终退学，重新进入了老家的一所学校。

 2021年6月，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该制度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检察机关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案件超过1600件，推动追责299人，其中就包括多地校长、老师。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李思瑶感到，随着这一制度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发现身体欺凌事件后选择了报告。
　　 然而，在出现显而易见的外伤之前，欺凌伤害已经造成。更何况，更大多数的情形，如关系欺凌、言语欺凌，是无法由司法机关介入终结的。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十年前李涵做关于校园欺凌的毕业论文时，悲观地发现校园欺凌一旦发生，只能通过换环境来改变被欺凌者的处境。但在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践中，她感到在很多关键节点进行干预是可以改变欺凌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预防。而预防的前提是识别。“最理想的是在欺凌行为萌芽的时候就被识别出来，并对它喊停。但孩子要接受过这样的教育，才能在遇到问题时知道应该怎么做。”
　　 体验部分结束之后，李涵带学生们演练了被欺凌后怎么应对：首先要第一时间识别到自己可能是持续不舒适的，然后要将这个感受明确告知对方，“你这样对待我，我不舒服，你必须停止”。当对方被明确告知时，可能就会增加对被欺负一方的理解与共情，也会琢磨“我好像在做一件道德不允许的事”。
　　 除了当事双方，李思瑶特别强调了旁观者，“有些会在欺凌发生时起哄或者发笑，有些则沉默地看着或者走开”。一位受访学生认为，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因为旁观者人数最多，沉默就是默许了欺凌的发生。他们的态度决定了班级的风气，也影响着欺凌者的心态。
　　老师：需要系统支持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洪芳正在做旁观者干预的课题。她认为，除了提高旁观者的敏感性，赋予他们责任心，让他们感到不能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支持他行动起来的系统，“而不是让他感到反正报告了也没人管，甚至自己还会被报复”。
　　 老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高晨是山西一所高中的老师，在她看来，识别校园欺凌并不困难。“一些发生在校外的或者宿舍中的身体欺凌老师不易第一时间发现，但是不是有小团体在排挤某个同学，谁在班上不太受欢迎，是很容易感觉到的。”
　　 她介绍，目前学校防治校园欺凌常规开展的工作是每年开学第一课都会讲安全教育，每学期还会再举行几次主题班会，强调有问题要及时跟老师反映。“只是学生反映之后，老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高晨感叹。
　　 张文新在调研中感到老师的反欺凌态度较为积极，但中小学老师普遍缺乏应对校园欺凌的效能感。75.2%的老师认为处理班级中的欺凌事件存在困难，63.0%的老师认为管理受欺凌者的行为存在困难，72.3%的老师认为管理欺凌者的行为存在困难。
　　 目前很多学校都在对老师进行防治校园欺凌的培训，但李涵感到，这些培训时间较短，以理念为主，老师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老师的教学任务已经非常繁重，同时还承担着千头万绪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执行落实，他们需要帮手解决自己精力不足、能力不足的部分。”